燕京大学，洪业与顾颉刚：燕京大学的黄金十年

1980年12月22日，漂泊海外30余年的学人洪业与世长辞。三天后，与他同庚，且在燕京大学共事十年的顾颉刚也在北京停止了呼吸。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坚冰已逐渐融化，和海外时有青鸟往还。顾颉刚的猝然离去，是听到了煨莲先生的召唤么？

洪、顾二位的缘，结于燕京大学。1923年，洪业应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聘，从美国回京，任燕大文理科学院教务长，执教历史系。六年后，以《古史辨》名声大噪的顾颉刚来到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二人先后任历史系主任。洪业转任图书馆主任后，顾颉刚兼任图书馆中文国学书籍审购委员会委员。洪业1930年自哈佛大学讲学归来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引得的编撰，而顾颉刚1920年大学毕业在北大图书馆做编目工作时，就曾提出拆散丛书编“书名目录”，建立“学派书目”和“分类目录”等见解。顾颉刚曾主持洪业创办的《燕京学刊》，洪业也对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多有襄助。此外，二人又携手为成立不久的哈佛燕京学社奉献心智；一同在田野调查中取得“崔东壁遗书”等宝贵成果……

二位贤才一时瑜亮，共同缔造了燕京大学的黄金十年。

顾颉刚治史，自歌谣、民间故事入手，可见其重视鲜活生动的第一手材料。1949年以前，顾颉刚先后就职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研究院、复旦大学等十数个教学科研机构，辗转卅载，漂泊无定，也许和他为学的这种方法不无关系。于此看来，燕京大学的这个“黄金十年”对顾颉刚也是极为重要，燕京大学的环境、洪业这样的投缘同仁，竟使这块浮萍留连十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渐起的枪炮声中，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很多社会名流仓皇南渡。彼时的洪业，端坐在燕大的书斋中，一边思忖学校要如何与侵略者周旋，一边继续撰写他的《春秋经传引得序》。

洪业，号煨莲（畏怜，Willian），毕生致力于教育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为发展燕京大学、创立哈佛燕京学社贡献甚巨。1922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赴美为学校募款，与29岁的洪业一见如故，遂聘他于燕大执教。次年，洪业协助哈里·卢斯为燕京大学建造新校舍募得巨款，随即携妻女返回北平，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燕大生涯。在燕京大学执教的23年期间，洪业历任文理科教务长、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研究院文科主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总编辑等职。1946年，洪业赴哈佛大学讲学，因战事滞留美国，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

洪业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两段，后一段以杜甫研究为主，前一段成就的代表，就是“引得”的编纂。

“引得”，即索引，是英文index的音译。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学生多自幼接受新式教育，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查找资料，对他们而言很有些吃力。洪业22岁留学美国，又一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编纂古籍引得为后学者植荫这一构想，便在这样古今、中西的交汇融合中产生了。在他的主持下，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经、史、子、集引得64种，81册，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大便利。洪业所作的《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等系列序言，文字从数万言到近十万言，考订有关学术源流，汇集相关论述，论述版本流传演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编引得不光需要很高的学术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现代的学术意识，这更是一个力气活。与顾颉刚这样心无旁骛的纯粹的研究者相比，洪业的身上表现出了更多的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称之为教育家也无溢美之嫌。

洪业爱才。据他的高足，燕京大学的末代校长翁独健回忆，洪师当年鼓励他多学外语，且让他整理论文，参编引得。在通过“考察”之后，洪师暗中为他联系赴哈佛深造，直至接到哈佛同意接受的通知，才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他。他不解地问先生为何事先怎么不透露一点消息，洪业只微笑着说：“我怕办不成。”

　　 洪业敬业。据当年和他一起编辑《大公报史地周刊》的师生回忆，一年年底，清华、燕京两校义务编周刊的同人按惯例聚餐，大约经费结余较多，便到厚德福去吃熊掌，恰好《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也在，二人聊起编刊之事，边谈边吃。宴席将尽，洪业忽然抬头，很恍惚地问周围的人：“这熊掌怎么还没上来？”

如果说顾颉刚代表了燕京大学的高度，那么，洪业的身上更多地体现了燕大的精神。二人相得益彰，缺少哪一个，燕京大学都会失色不少。

在短短的33年中（日本侵华期间还一度中断），燕京大学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九成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

1980年12月，燕京大学已消失近半个世纪，洪、顾的辞世使许多人再次忆起往昔的燕园岁月。阶下败兰犹有气，手中团扇渐无端。这座辉煌一时的学府，最后一抹亮色竟是两片凋零的红叶，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燕园的奠基者是司徒雷登。1919年初，传教士司徒雷登接受教会派遣，出任刚合并成立的燕京大学校长。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学校的经费奇缺，只够开销的一半。上任之初踌躇满志的司徒雷登面前有三座大山：筹款、迁址、招兵买马。

1929年，燕京大学的新校园全部建成，正式投入使用。校园的原址是前清的一座亲王府，当时属陕西军阀陈树藩所有。陈对教育十分热心，不仅以6万大洋的低价转让，且将其中的三分之一捐给燕大做奖学金。燕园的设计师是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他很是了解教会大学的宗旨，建筑群在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这座新校园是融合中西文化的典范之作，司徒雷登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司徒雷登对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应该很有切身感受。他生于杭州，在回老家弗吉尼亚上学时被同学笑称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日后回到中国进行传教士又被看作“会说杭州话的怪物”。司徒雷登对中国文化深有了解，他给燕园4幢学生宿舍命名为德、才、均、备；但他又接受过正规的美式现代教育，他为燕京大学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寰宇皆兄弟，四海为一家。司徒雷登的国际主义理想或许是他的天性，或许是受他所投身的传教事业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燕京大学既有国际范儿，又本土气十足。在1925年初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燕京大学几乎是唯一没受到冲击的外国教育机构。也正是这一点，得到了代表哈佛大学前来考察合作伙伴的兰登·沃纳的青睐，最终决定和燕京合作申请霍尔基金，成立哈佛燕京学社。

当然，投身教育事业27年的中国通司徒雷登还可能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包容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外化表现；学以致用是儒家提倡的实践精神；威武不能屈是儒家追求的人格气节；和平，更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基本要求。从接手燕京大学开始，司徒雷登的后半生都体现着明显的儒者特质，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尊崇，也注定了他悲剧的结局。

燕京大学的校歌中唱道：“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从中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对燕大学生的期望是积极入世，探求了真理之后要“服务”，服务的内容则是为国尽忠。

　　1934年，北京部分师生为抗议国民政府对日的不抵抗政策，赴南京请愿。正在美国为学校筹款的司徒雷登闻讯，立刻赶回中国。下船后，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燕大的学生是否参加了请愿。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松了一口气，说：“要是我的学生们没去，那我这么多年的教育就失败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燕京大学的师生们都曾积极参与。

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迅速地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在大门处张贴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在这块孤岛上，宣传抗日救亡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得以编印出版，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为中国发出了一声声呐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拒绝与日军合作，在天津被日军扣押，关在集中营里，直到日本投降后才重获自由。同时被抓的还有洪业和陆志韦等几位教授，洪业坦然承认自己是抗日者，且在日本军官要求他敬礼时说：“我向武力鞠躬！”日本军官被他折服，反而向他恭恭敬敬地行礼：“我向一个不怕死的人表示敬佩。”出狱后，即为教授宁肯变卖心爱的图书度日也不愿和日本人合作。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满怀敬意地对他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倡导积极入世的儒生们却鲜有将本体的独立性和政治完美融合者，若不借助释道来排解，官场中的孔门信众十有八九都得精神崩溃。司徒雷登本就不是一个彻底的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显然估计不足。当他看到毛泽东真诚的笑容后，竟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接受杜鲁门的聘书，出任美驻华大使。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司徒雷登最终没能阻止内战的爆发，他也再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燕大校园。他不明白，曾经的老朋友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对他冷若冰霜；决策失误的美国政府怎么能把责任都推在他这老头子身上；微笑着和他握手的毛泽东，更是写出了那篇冰刀霜剑的《别了，司徒雷登》。

　　年逾古稀的七旬翁难以支撑，突患中风，卧床不起。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此时，距他上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司徒雷等曾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而这个“中国人”即使魂归中国，也离自己长眠燕园的遗愿有千里之遥。

闻一多烈士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有一段谈及司徒雷登，但之后的出版物删除了这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阉割烈士绝笔需要勇气，这种决心表达了决不原谅的态度。而大洋彼岸的“敌对国”，彼时也正是好斗的麦卡锡主义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和而不同”只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顾颉刚和洪业这对“黄金搭档”也就只能望洋兴叹，再难聚首了。

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受胡适的影响，其精髓在一个“疑”字。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从“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很多时候都在强调：绝不能怀疑。于是那个犀利的“古史辨派”掌门人顾颉刚不见了；那个萍踪侠影，到处寻找鲜活民间史料的顾颉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荣衔”满身皓首面壁的老学究顾颉刚。

　　 自古逢秋多寂寥，此时的顾颉刚，想必对乾嘉时孜孜于朴学的清儒们充满了同情。

　　1978年，86岁高龄的顾颉刚敏感地嗅到了一丝新鲜的空气，壮心不已的他一面整理积稿，一面拟定了三、五、八年工作规划。但天不假年，两年后，顾颉刚即撒手人寰。

　 在当今的许多国人看来，洪业后半生困居的那片大陆是自由的乐土。有些人由此更生出联想，这洪业也真是滑头，居然在大乱前夕借机金蝉脱壳！洪业是君子，请诸君勿以如是心度之。旅居美国的30年中，洪业的研究教学以杜甫为中心，即为明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洪业心中的煎熬可见一斑。

　　1979年10月，中国社科院两学者赴哈佛讲学，其中一位是邓之诚与翁独健的学生。“师爷”洪业兴奋至极，亲自下厨招待徒孙。整个晚上他都在不停地询问故人踪迹。经过两岸数十年的冰冻期，再得燕园消息已是“访旧半为鬼”了。一年后，洪业也驾鹤西去，在另一个世界，当年的燕大群英们应该可以畅叙相思了吧。毕竟，那里没有什么偏见和壁垒。

　 两片凋零的红叶，显然没能触痛冰封的土地。冬天虽然来了，春天，却依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