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报道性评论(报道的写法)

如椽巨笔自用学习研究的实体书籍

“笔杆子”谈写作系列文章共109篇。

这些文章是如椽巨笔从诸多文章高手和文字巨匠的100余本公文写作类实体书籍，以及各级“笔杆子”几百篇公文写作教学和体悟文章中认真挑选，精心甄别，严格把关而成，历经3年，形成了《“笔杆子”谈写作文章汇编》（一）（二）两本实体书籍。

这两本书籍向文友展示后，得到广泛关注。10000余位文友委托如椽巨笔打印装订学习，一些文友还将其送领导、赠同事，共同学习研究，得到了全国人大、中组部、教育部等中央部委以及各省市级文字工作者的充分认可和一致好评，特别是中央某部研究室原主任雄文老师还作出了“这本书集大成，你做了一件好事”的高度评价，这也是对如椽巨笔辛苦整理的最大褒奖！

这两本书籍，已经成为文友日常文字工作的“参考书”“案头书”“红皮书”。

为了便于文友学习，如椽巨笔现将这两本书籍中的文章，陆续进行共享，以飨读者。今天共享第11期。

在报纸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创造评论的形式，写好报纸的评论

“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 胡乔木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日）

我要谈的是怎样加强报纸的评论问题。除了评论以外，报纸虽然还登其他的东西，那些东西也很重要，但无论怎么说，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主要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评论是它的主要的声音。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共产主义者是批评者，我们要批评一切。党的报纸也是这样，它要批评一切。这个批评是从广义上说的。说好的也说坏的，对各种事情发表评论，这就是广义的批评。党所以要办报，就是因为要对各种事情发表党的意见，发表评论。所以党的报纸必须有评论，没有评论就不能算是报纸。报纸需要各种形式的评论，标出“评论”的是评论，没有标出来而内容带有评论性的也是评论。除了编辑部写的社论以外，还要有其他形式的评论，光是社论一种形式，不能完全解决评论的任务。《人民日报》从今年二月起，在二版和三版上搞了一点“花边文学”，可惜没有能够维持经常，现在时常断气。读者反映，这种形式的评论是好的。这说明除了社论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形式的评论。

希望各地方报纸能够创造各种形式的评论：长的、短的、一看就知道是评论的、一看不是而内容带有评论性质的。应当把评论的增加（当然是相当的范围之内）作为报纸进步的一种主要的指标。在制订计划和培养干部工作中都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一种评论形式，即评论式的报道，也就是在作关于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件事情的报道的时候，使这种报道带有评论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每天用不大的篇幅，评论很多的事情。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报纸的消息具有自己的特点。

现在许多报纸上都设了“在祖国某某省”（《北京日报》设有“我们祖国的首都”），或者“在祖国各地”等名目的消息栏。这是学习苏联《真理报》的经验得来的。这个办法很好，因为消息多，每条消息都标大标题很不经济， 这样把许多消息放在一个固定的专栏里面，间题就解决了。这是指消息。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经验用到别的方面去，比方运用到评论方面去。我在《工人日报》译印的苏联《劳动报》上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专栏，它用一个通栏的地位，登了四五条对工会、工厂矿山的批评。我认为这个经验我们也可以学习。这样的专栏同读者来信栏是不同的。虽然我们读者来信栏的批评也很短，可是究竟它是读者的来信。我们的报纸也可以有这样的报道性评论专栏，用很少的文字对于地方上的事情加点“春秋”笔法。当然这种报道性的评论，议论不必太多，例如只写希望某某机关消除某种缺点，用三两句话来表示一种意见就行了。

我曾经向《人民日报》建议过利用这种形式来发表评论。这种方法的好处， 首先是可以使评论容易产生，因为三言两语总比起长篇大论，写起来要容易些。再一个好处是可以在较小的篇幅里评论较多的问题，可以很好地利用报纸的篇幅。现在全国报纸的篇幅利用得是不经济的，可是大家并不觉得可惜。这可能是因为稿源还不够充裕。应当在稿源充足后，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给删去， 要把每篇稿子一字一句地去推敲，删到无可再删的程度。当然，这可能会引起作者的抗议。也许报社删得不适当，抗议是应该的；但是也许报社删得对，报社也可以反抗议。抗议来，抗议去，总会把文章缩短的。总之要尽可能地删短， 要学会爱惜我们报纸的篇幅，使我们的读者感到满意，感到处处精彩而没有一点掺水的地方。要使读者打开我们的报纸，都感到美不胜收。更重要的是这样就可以用更少篇幅，评论更多的事情，使最大多数的读者得到最大限度满足。报纸本来是应当给各方面的读者作多方面服务的。现在的报纸不是篇幅少，而是利用得不经济。现在报纸上的题目实在太少了，文章太长了。长文章像一个大胖人那样，一个人一躺就把一张大床占得满满的。应当不让“胖人”上报。

报纸自己要有这样的责任感：就是对各种工作、各种事情都要加以干涉、加以督促。要使各种问题都能上报。问题上到报纸上来，就意味着报纸对这个问题的解决给予了督促。外国有一个记者曾经说过：“最好的批评就是赞扬。” 我们不必把这话当做真理，但是我们总应该把好话、歹话放在一起说。评论里可以批评，也可以赞扬。报纸要评论的问题很多，所以除了社论之外，还要有四五百字或六七百字的小评论。这好比是在艺术领域里，除了有大戏、话剧、歌剧外，还要有活报、秧歌一样。如果我们的报纸每天从上到下（指横排的报纸）或从右到左（指直排的报纸）用通栏两栏地位，登上五个题目的小评论， 那么一年就有一千八百多个题目出现在报纸上。这一两千个题目就代表了生活里的一两千个事件，就意味着报纸提出了实际生活里的一两千个问题，解决了一两千个新旧矛盾的斗争。对这一两千个问题来说，报纸就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这样做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究竟会有多少困难呢?还要在实践中才能证明。我建议各报都试着这样做，同《人民日报》来个比赛。总之，各报都把报道好事情的新闻，放在“在祖国各地”、“在祖国的某某省（某某市）” 等专栏内，登在第一版上，这是应该的。那么能不能这样来考虑一下呢?就是在第二版上辟上那么瘦长的一栏，在这里发表评论性的消息。我想这是可以的。

除此以外，报纸的其他某些栏目的消息，也应当是带有评论色彩的。特别是像“在党的组织里”的栏目下，就不应该是单纯的消息。如果在这一栏里登这么一些消息，说是某某党校开学了，什么人做了报告，这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没有表示报纸的意见的报道，是同党的生活的消息应有的性格不相符的。既然我们现在特别辟出“党的生活”、“在党的组织里”的专栏，发表在那里的文章和消息，就应该有更加鲜明的、使人一望而知的党性。所以发表的有关党的生活的材料的时候，应当表明党委机关报的意见。否则，只叙述某党校开学等等，那可能使人觉得是闲话，这种材料是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的。当然，关于我们报纸上党的生活的宣传，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报纸上这方面的材料还没有自己特有的性格。我看要加进相当评论的成分，才能使党的生活的消息具有自己的特点。除此以外，比如文化消息，也应当加进去相当分量的评论。这样，文化消息才会发生应有的作用。当然并不是说每条消息里一定都要有评论。还有许多消息是无需乎评论的。但是我想，除了国际消息以及其他一些要闻以外，都可加进适当评论，也就是说二、三版的消息都可以带有评论的色彩。

在通讯里面也可以有相当的评论。报社里能写通讯的人似乎比能写评论的人多，报纸上好的通讯比好的评论多。自然，不能要求所有的通讯都有评论。有些通讯之所以吸引人，并不在于它的评论。但是，除了纯粹纪事通讯以外， 还可以有穿插着评论的通讯。这种通讯的整个结构还是通讯，也可以说是评论性的通讯。不过，在通讯里穿插评论这要看题目，不要机械地、刻板地不管什么通讯都要硬加进评论。比方，假使通讯里记叙的是某个地方的某种工作，那就有加以评论的较多机会。除了带有评论性的通讯以外，我们也需要有描写建设的热火朝天的通讯。现在这样的通讯，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过，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有时也可以有些评论，虽则不常常是这样。通讯里评论成分的加入，要做得非常适当。这种评论不应当是多余的。如果评论是多余的， 那也应该毫不吝惜地删掉。通讯作者的饱满感情应当适当地加以表达，要使读者从通讯里能得到适当的启发，知道怎样去观察生活。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有过一篇关于天津红星工厂的文章。文章本来写好了，但这篇东西非常缺乏党的观点，只是无动于衷地把事情的经过陈述了一番。以后编辑部要这个记者重新回到天津，补充材料后再写一次，目的是要他能在文章里面表达作为党报工作者的感情，而不是写成一种公文。经过作者的努力之后， 这篇通讯写得比较合乎要求了。后来，中央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就把它印发给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阅读。

通讯要写得有党的观点、党的感情，才能成其为党报的通讯。党报工作者不应该用无动于衷的态度去对待一个非常尖锐的事件，把它写成故宫里的档案那样的东西。《人民日报》就有过这样的例子。那就是一篇关于太原钢厂炼焦部压制批评事件的通讯。这篇通讯，对这样严重的压制批评的事件是无动于衷的，它没有鲜明的爱憎。说得不客气些，这篇通讯甚至比孔夫子著的《春秋》里的党性还要差一些，因为它没有表明党的立场，当然，这就不能给读者什么教育了。

有的同志担心，加强评论是不是会犯错误，是不是会使自己孤立起来?不会的。从种种方面，用种种方法来加强评论，是符合党的利益的。只要我们站在正确的立场，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工作，去评论各种事情，就不会犯错误，就不会孤立。党报越是这样做，就越是能够帮助党。

评论加强了，报纸上说到的工作中的缺点就要多一些，所以，一定要注意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在报纸篇幅上的平衡。如果一个报纸从头到尾都是批评缺点，虽然每个批评都是正确的，但它的综合就是不正确的了，因为它把我们的国家写成了一片黑暗，这就是不真实的。

我们不要把评论单纯地理解为批评，也不能仅仅了解为批评和表扬。评论比批评和表扬，在含义上要广泛得多。因为批评和表扬只是在判断的范围内才发生的，除了批评和表扬之外，评论里还有其他的东西，要求、建议、号召、督促等等，这都是评论的内容。

需要评论的范围、方面是很广阔的。题目多得很，不会没有东西可以评论。应当把报纸的评论加强起来。当然，要按照党的观点、党的要求，用适当的方法来评论。如果采取一些不适当的方法，提出一些不适当的要求，那是不好的。

其次，我要谈的是怎样写评论的问题。有人说评论难产。前面所提的一些办法，可以帮助解决难产的问题。但要真正解决难产的问题，需要经过艰苦的劳动。这里我想先谈一谈评论中一些常常发生的缺点。

很多评论的题目都不够具体，所以评论的目的也不够具体。最常见的一种评论是：一开头说问题是如何重要；接着就是为了解决这方面问题，必须这样、应当那样，一、二、三、四；最后就是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如何如何等等。就是这些，也并非作者自己思想的产物，因为作者对这些事情也不甚明了，他只不过是把看到的文件和听到的报告搬了来或者是来了个改头换面。

我们不是为评论而评论，评论是为了解决群众提出的和迫切希望加以解决的问题，所以题目越具体越好。如果一个省报对每一个县的工作都作了评论， 那就只能说明这个报纸的水平很高，也反映了省委的水平很高。

要讨论关于整个教育的问题，或关于整个节约的问题，题目就太大；要讨论某一个单位应如何节约，题目就具体些了。一般地说，一个运动或一项工作开始的时候，评论的题目可以大一些；以后就应当具体些。如果老是连篇累牍的泛论，说了半天，缺点在哪里，还是含含糊糊，弄不清楚，那就不解决问题。当然题目小了，也可以写得空洞的。

评论总是要提出具体的意见。苏联《真理报》的社论，就不是老谈大道理， 而往往是开头谈大道理，在文章的三分之一处，就转到具体问题的讨论，例如指出某部的工作没有做好，某一个地方工作没有做好，等等。这样的评论，才是解决问题的评论。假如有人说，这样的评论并不能使每一个人都喜欢看，但这又有什么呢？评论并不是演戏，能使人人看了都有兴趣。我们的国家是复杂的，分工也是复杂的，不能要求每一篇社论都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如果硬要这样照顾。反而会使人人都不喜欢看了。

报纸不能要求自己的评论是不朽的，而要有使评论和所指出的缺点“同归于尽”的精神。因为报纸是党的工具，是帮助党推动工作前进的。问题解决了， 评论也就死亡了。鲁迅要求他的文章速朽，而不是不朽。他要求文章当中所指出的恶势力和坏现象，能够随同文章“同归于尽”。

前面说不着边际的泛论难写，但是也有些人就是好写不着边际的泛论。对于这些人，写这种八股文章是容易的，甚至已经做到了摇笔即来，似乎成了职业的专长。这种专长如果是报纸训练出来的，那么以后就不要再训练了，因为这种评论家是没有什么用的，是要失业的。

总起来说，我们的评论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并不是不要原则，而是要原则同具体相结合，而且生动的东西要多一些。

毛主席批评我们的刊物不通俗、不生动，有一些生动的事情，经过作者一写就不生动了。

究竟评论要怎样才能写得生动呢？这是很难讲的。不过现在也可以就我自己的了解来谈一谈。首先，凡是文章都有结构，结构又不要平淡。农业喜欢平原，文章最好不要平原。画画也是这样。最近有些画画的人，喜欢画平原，结果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平线，即使在地面上摆上一些人，一些马，画不出多少变化来。文章的结构如果像平原一样，要写好也就困难了。但是现在大多数的文章就是平原平铺直叙，很少变化，多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个一二三四还不是一级比一级高的四层楼梯，而往往只是在地平线上任意加的几条线。这样的文章就很难让人看得下去。

人是喜欢生动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牵涉到一个哲学问题，要由研究哲学的人来解释。我想人终归是动物，是喜欢生动的、喜欢变化的。文章怎样才能有变化？在于有正面的东西，又有反面的东西，有陈述的语气，又有疑问的语气。如果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句号，恐怕就不是好文章。好比说书的人，他说书总要有悬念，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才能吸引人。文章没有悬念，就平。海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就不平。浪给了诗人很大的灵感。为什么呢? 因为海浪汹涌澎湃，给予人一种生命激动的感觉。浪有高有低，当浪头从高处跌下的时候，就使人感到一种惊恐；接着又要看它继续发生的变化。不会写文章的人，就应当到有悬崖的海边去看看，看看自己的文章里有没有这种波浪、悬崖，有没有这种奔腾澎湃、冲激和激怒。

如果文章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样的腔调，那就可以起安眠药的作用了。这并不是说笑话。要安眠可以吃安眠药，也可以动用条件反射的作用。医院里已经在使用这种办法，他们用单调的潇潇的雨声，或者用单调的“的的的的……” 的声音，好使病人能够安眠。有的文章就是起了这种安眠药的作用。这样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陈述句，都是这样、那样的，老是“的的的的”的，像用来起条件反射的作用一样。

当然文章要写得好，不在于用句号多不多，也不在于用“的”不用“的”， 而在于能不能提出问题，在于有没有感情。这和作者的为人很有关系。如果作者已经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对事情无动于衷，那他就不会感到有提出问题的迫切性，就不能在文章里表现他的感情和激动。当然，这样的文章也就成了槁木，成了死灰。

这还不只是个写法和感情的问题，而且是个逻辑问题。写文章无非是要表明支持一些什么，反对一些什么，把矛盾展开在文章里，用正面的意见去批驳反面的意见。只有提出疑问，才能批驳。一篇文章，就是辩论，就应当设想是在同人辩论。这种辩论应当在逻辑上表现出来。文章平淡，就是没有反映出事物的全面——没有把事物的矛盾反映出来，这只能说明作者不准备去揭露矛盾， 解决矛盾，因为作者只是反映了事物的一个片面，同事物的实际状态不一样。

总起来说，就是文章要有变化，有波澜，有辩论，有疑问，有批驳，有激动。没有这些，文章是不会好的。

文章不生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把抽象的东西同具体的东西适当地结合起来。这也说明作者没有反缺出客观世界的丰富性。

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和现象。本质是带规律性的，是抽象的；现象是具体的， 形象的。任何东西都是这样。比如商品，就有这种二重性。《资本论》就是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的。只有全面反映出这种事物的两重性——反映本质， 又反映现象，才是生动的，全面的。不能完整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和现象，就是片面的。

好的文章应当是夹叙夹议的。不止是写评论，写通讯也应当这样。任何文章，如果没有具体的叙述，就不会是好文章。《资本论》就是这样的典范，它是彻底夹叙夹议。其中有事实，有形象，有分析，有议论，有讽刺，有攻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经典著作，也都是这样的。

思想是抽象的过程。任何的议论，都是从具体的事物抽象出来的。作者要说服读者，就要提出它的结论的相当的根据（我说的是相当的根据，当然不可能是全部的根据)，让读者享受这个抽象的过程。

人需要抽象的东西，也喜欢具体的东西。有的小学生要逃学，就是因为老师讲的是抽象的东西，觉得不生动，不是在演戏。戏是形象的，所以人们喜欢看戏。老师讲得再生动，也还不是演戏。当然光靠演戏不行，还必须把本质的东西告诉给读者。本质的东西是人们所必需的，所以小学生不上学不行。不过这也说明人们是喜欢具体的形象的东西。而现在的评论，常常是武断，只说必须这样，应当那样，但并没有把必须这样、那样的相当事实根据告诉给读者。这里说的事实根据，包括统计数字，但不止是统计数字，还要有具体的事实。当然事实也可以概括地抽象地叙述，但只是抽象的叙述往往是不够的。没有具体事实的评论，就是枯燥无味的。

当然不是说只要有了具体的东西，就可以写好了，要写好，终归还要加些艺术。

人的思维活动如果从根本上来分类，就有形象的思维和逻辑的思维。形象的思维是回忆、想象，逻辑的思维是判断、推理。艺术家靠形象的思维，科学家靠逻辑的思维。我们报纸工作人员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科学家，不是写小说， 也不是写科学论文，而是面对着广大的群众说话，写的是有关当前问题的评论， 所以就要两样都有点——既要有形象的思维，又要有逻辑的思维；既要有抽象的说理，又要有具体的形象。

文章要生动，还要有特殊的味道，要有个性。味道是指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味道。怎样才能有味道?首先要把一句一句的话说得好，说得生动。前面讲的文章要有抽象的道理，又要有具体的事实等等，都要通过说话才能表现出来。

要引起读者的兴趣，当然首先要看所论述的问题本身怎么样，要使所论述的问题本身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假使问题能引起兴趣，这还不等于读者对你说的话有兴趣。要使人把你的文章一直读下去，就要把话说得有兴趣。话要说得有兴趣，无非要靠说得不平常，说得好。其中还要有些笑话，有些能引起读者特殊兴趣的话。作报告、讲演也是一样，一个人作报告如果不说些笑话， 又一讲就是几个钟头，那就会显得很沉闷，就难免使听讲的人精神不集中。一个人的文章要使人看下去，就要准备多说些有兴趣的话。电影、戏剧所以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就是因为话说得生动，有滑稽、讽刺，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看戏如果看头就知尾，效果不是使人想不到的，那就没有味道。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议论风生”。这句话就说得生动。这个“风”，当然不是大风，不是冬天的寒风，也不是夏天的热风，而像是夏天里用小电扇扇的风。这种风会把人吹得清醒起来，会使人感到舒服。我们写的文章里，也应当有这种小电扇，把人的瞌睡都扇走。

总之，文章要写得有兴味，不要老板起面孔说一些枯燥的话。要做到这样， 是要下一番苦工夫的。要下这番苦工夫，要学会这种技巧！

好像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专爱说枯燥的话；话本不枯燥的，叫他一说就枯燥了。这种技巧要扔掉！

我们的评论，好的，都有一定的幽默。一年四季发表文章，没有一点幽默， 是不好的。《人民日报》的评论就是这样。评论里真正的幽默是表现一个人有很高的逻辑的能力，能够把矛盾摆到一个很尖锐的位置上，使评论本身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文章有了幽默，有了讽刺，就能加强辩论的力量。幽默就是一种讽刺，当然幽默并不都是讽刺。

有人说，说话写文章有没有幽默，关乎一个人的脾气、个性，有一种人， 就很严肃，不善于说笑话。这说法不对。列宁、毛主席应当是最严肃的了，但是他们还要尽量说得幽默。可见这不关乎什么脾气、个性，而在乎他是不是认识了幽默的意义和力量。如果认识到了，努力地去学习，就可以学得幽默。机智是培养出来的；把话说得幽默的能力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要把文章写得好，写得生动，就要下苦工夫，这是没有便宜可沾的。不但文章要生动，题目也要生动；题目要生动，就要具体，有感情，甚至也可以有幽默，马克思著的《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著的《贫困的哲学》）、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这些题目，便都是很幽默的。鲁迅写的许多书的题目， 像《三闲集》（影射有人说的“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花边文学》等等，也都是很幽默的。当然不是什么题目都要幽默，这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文章要通顺，要通俗。地方报纸在这方面虽然有些进步，但还是很差。生动才容易通俗，不生动就不容易通俗。毛主席在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的时候，就把“在……时”，通通改成了“在……的时候”。人们说话都是这样说的。毛主席说我们有很多文章的语句还是半文言。

除了不通俗以外，还有一个不通顺的问题。要把文章写得通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不断注意、努力，才能解决。就拿新华社发的消息来说吧， 据我看，近来在这方面似乎反而有些退步了。地方报纸这几年虽然有些进步， 但不通顺的东西还是很多。整个说来，书籍在这方面好一些，大概是因为出版社的时间比较宽裕，所以能把文字编得好一些；杂志在这方面就要差一些；报纸要更差些。所以减少文字的不通顺，报纸的责任最大，也可以说新华社、《人民日报》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它们是起带头作用的。

为着把文字弄通顺，我们可以想很多办法。比如找一两个人专做文字编辑， 专门修饰和检查文字。最好是所有的编辑工作人员，都有做文字编辑的条件， 大家都注意文字通顺的问题。不过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负主要责任的同志，常常只是把责任交代下去，告诉下面应该注意文字通顺，但他自己却不注意。写得通顺的文章，送到他那里，被他改上几笔，有时反而弄得不通顺了。这些人如果自己还没有学好，就应当放老实些，虚心地学一学。所以报纸总编辑、副总编辑要首先注意文字通顺的问题才好。

文章来源：如椽巨笔1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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